假期经济的威力

当首相宣布增加一天假期时，不少网民第一时间担心经济受影响、企业蒙受损失。但换个角度看，假期往往正是带动消费与资金流动的重要契机。

假期期间，一家大小外出旅行、逛街、聚餐，带动的是连锁式消费效应。以保守估计，人均消费介于50至150令吉之间，若包含购物活动，人均消费甚至可达300令吉以上。热门旅游景点人潮汹涌，上山塞车、下山拥堵；餐馆高朋满座，商场人流如织。三代同堂的家庭一同外出消费，带动餐饮、零售、娱乐与交通等多个行业同步受益。

因此，对许多商家而言，假期往往是营业额冲高的“黄金档期”，甚至是一年中最赚钱的时段之一。

或许有人认为假期会导致企业运作受阻，但现实情况未必如此。许多公司员工会在假期前提前完成工作，整体运作影响有限；制造业与工厂也可通过加班或调整生产周期维持产量，未必出现严重损失。当然，个别行业难免受到冲击，但从整体经济活动来看，消费型行业获得的收益往往更为显著。

从宏观经济角度而言，假期能在短时间内刺激消费、促进现金流动，并带动税收增长。民众心情放松愉快，更愿意消费，从而形成正向的经济循环。

因此，不必一味批评政府“随意放假”。这本身就是一种刺激内需的经济手段，能在短短几天内创造可观收入。

当然，最后“受伤”的是谁？是我们的钱包。几天假期，一家人花上千令吉，比平时周末多好几倍。企业未必亏钱，商家多数在赚钱，真正需要“疗伤复原”的，是我们的存款，这快乐消费的代价，最终由个人承担。

我是个粪青，粪便青年

 

今天回家途中，看见“大人物”出行。警车封路，红蓝灯闪烁，车流被迫停下，只为了让那几辆黑色轿车顺畅通过。那一刻，我突然有一股热血往上冲。

原来，大人物的时间是时间。平民百姓的时间，不算时间。

我们迟到，是自己的问题；他们迟到，是国家大事。我们堵在路上，是城市常态；他们堵在路上，是安全隐患。

可他们不是“人民公仆”吗？既然是“公仆”，为什么每次出行，都像帝王巡街？

我们交税，他们领薪水；我们纳税，他们享津贴；我们承担生活成本，他们享公务待遇。公款买车、公款出访、公款维护排场，这一切名义上是“公务需要”。

但当道路被封锁、引擎熄火、无数普通人焦躁地看着时间流走时，我忽然有种荒谬感：这权力，不是我们赋予的吗？怎么最后，却用来要求我们让路？

更讽刺的是，曾经发生过救护车也被困在车龙里的事情。闪着灯、鸣着笛，却动弹不得。车里躺着的，或许是一个正在和死神赛跑的人。

如果就因为这几分钟的延误，抢救失败，生命离开。亲属可以控告谁？警方？相关单位？还是那位必须优先通行的大人物？

还是最后，只能认命？

身为“大人物”，可以享受最好的医疗、最快的通道、最即时的资源。而平民百姓的我们只能抽号码，排期，等待。

等运气，等奇迹，降临到我们身上。

既然都是公款，何不干脆坐直升机？又快、又安全、又不塞车。反正豪宅都有空地降落，从此不必打扰人民，也省得让我们傻傻塞在路中间。

而且，大人物乘直升机，才够气派，那画面多好看，多壮观啊。

大人物万岁，万岁万万岁。

可笑的是，我不是愤青。愤青会走上街头，会发起行动，会承担后果。而我只是个粪青，粪便青年，躲在屏幕后面敲键盘，在无人注意的角落发泄、吐槽。我只是消化完不满，再排泄出来，像日常生理反应一样，释放一下，然后什么都没有改变。

等警察离开，车子继续前行，城市恢复秩序，大人物消失在前方。而我继续回家，继续当一个，文明、守法、准时纳税的粪青。

镖人

春节档上映的《镖人》改编自同名漫画，因此在故事结构上相对完整，情节推进也没有明显硬伤。不过，正因为原作基础扎实，电影版本在剧情上并未带来太多突破与惊喜，于是人物塑造就显得格外重要。

众多角色之中，以陈丽君饰演的阿育娅表现最为亮眼。她的气质、情绪层次与角色张力都较为到位，在群像之中脱颖而出。相比之下，其他角色的刻画则略显平面，未能留下更深刻的印象。

尤其可惜的是谢霆锋饰演的谛听。本应是一个极具张力与复杂性的角色，却因动机铺陈不足而显得略为单薄。如果他是出于体恤昔日与刀马的伙伴情分，而选择逼迫对方交出小七，从而放过刀马，那是一种立场清晰、情感复杂的抉择；然而，在已经成功抓住小七之后，却仍执意要与刀马决一死战，这种行为动机便显得前后不一。角色的情感取向摇摆不定，使人物逻辑产生断裂感，颇为可惜。

此外，竖的立场转变也显得有些突兀。缺乏足够的心理铺垫与事件推动，使观众难以真正理解他为何在关键时刻做出那样的选择。人物转折若没有足够的情感累积，便容易流于剧情需要，而非角色自然成长。

而作为反隋势力的精神领袖，知世郎理应具备足以凝聚人心的气场与信念感。然而影片中对他的塑造偏向功能性推动剧情，少了几分令人信服的领袖气度与思想高度。观众能理解他的身份，却未必真正被他说服或感召，这也削弱了整条护送线的精神重量。

故事主线围绕“护送”展开—主角受托将一名重要人物送往长安。这种结构不禁让人联想到《十月围城》。在《十月围城》中，被护送的是革命领袖孙文，沿途各路势力层层阻截，普通百姓一个个壮烈牺牲，悲壮与宿命感贯穿始终，连委托人的孩子也为此付出生命，情感冲击极为强烈。

反观《镖人》，虽然也有牺牲，但数量有限。刀马与同伴几乎以一敌百，屡次在绝境中侥幸脱身、反败为胜。主角光环的存在削弱了故事的沉重感与代价感，使整体情绪张力远不及《十月围城》那般悲壮深刻。因此，在“感人程度”上，《镖人》明显偏弱。

不过，《镖人》的武打动作确实可圈可点。无论是动作设计、节奏编排还是拳拳到肉的质感，都称得上近年来华语动作片中较为出色的一部。相比之下，去年偏向情怀消费的《侠之大者》则显得逊色不少。

总的来说，《镖人》并非完美之作，情感深度仍有提升空间，但凭借扎实的动作场面与相对完整的故事结构，它依然是今年春节档中值得走进戏院支持的一部作品。也期待续集能够在人物塑造与情感张力上更进一步。

岁月里的断舍离

每一年新年前，大扫除几乎都是一种不曾间断的传统。把不要的东西丢掉，把积尘清理干净，让屋子腾出空间，好迎接新的物件、新的气息。这看似简单的整理，其实也是一种生活哲学，所谓“断舍离”。那是古人的智慧：清理杂物，是为了不被物所累；清空空间，也是为心灵减负。

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们对“舍”的理解，也悄然改变。

三十岁时，我们丢弃的是童年的玩具；四十岁时，我们学会把不需要的物品回收处理；五十岁时，甚至会把年轻时珍藏的收藏品卖掉或送人。

那不只是整理物件，而是心态的转变。

这些年，我也陆续整理过去在学院时期创作的画作与作品。那些曾经用心描绘的线条、认真完成的构图，曾经视若珍宝，如今却在观念转变中，一点一点被放下。年少时珍藏的CD、DVD、明信片与书籍等，也不再像从前那样重要。

古人说：“四十不惑，五十知天命。”每抵达一个年龄层，我们的思想便更成熟一分，视野更开阔一些，执着也随之淡去。

毕竟，人本就是赤裸而来，终将空手而归。

断舍离，是人生的一门功课。把不再需要的物品送人或舍弃，我们才能轻装前行。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，思想也需要断舍离，放下旧有的工作态度，更新固化的认知，才能迎接新的技能与挑战。尤其在这个AI迅速发展的时代，若不愿改变，或许真的会被淘汰。

大扫除，不只是丢弃旧物，更是一次内心的整理；不是告别过去，而是为未来腾出空间。

那些年，我们一起做的年饼

说完新年歌、贺岁电影、广告短片，接下来少不了的，就是年饼。

所谓年饼，顾名思义，是农历新年期间用来庆祝与招待亲友的饼干与糕点。在马来西亚，常见的十大年饼包括黄梨饼、kuih kapit、蜂窝饼、花生饼、杏仁酥、腰豆曲奇、虾米卷、番婆饼、牛油曲奇等。这些年饼几乎是每个家庭过年的“标配”。

过去，大多数年饼都是一家人亲手制作。长辈和孩子围在厨房里，一边搓面团、一边聊天，厨房弥漫着牛油与糖香。做年饼不仅仅是准备食物，更是一种情感交流的过程，是家的温度。我有幸曾经历这一段时光，也许是那个年代，几乎家家户户都会烘培自己的年饼。

然而，随着时代发展与生活节奏加快，亲手制作年饼的家庭越来越少。许多人把制作交给工厂或商家。虽然也有一些品牌主打“家庭手工制作”，但背后的意义已经不同。过去是为了自己享用、送亲戚朋友，分享心意；如今更多是一门生意，是市场需求推动的商品。

由于需求量越来越大，加上现代人生活忙碌，购买取代了亲手制作。市场竞争也因此愈发激烈。年饼制作门槛不高、成本相对较低、利润可观，只要包装设计精美，就能卖出不错的价格。于是，几乎每个家庭都会准备相似的几款年饼。去亲戚朋友家拜年，桌上总能看到差不多的饼干组合。

正因为家家户户都有，反而让人少了一份新鲜感，甚至有人不再特别品尝，毕竟自己家里也有。

那为什么年饼会变得如此热门？

原因很简单：它既可以自家享用，也适合作为送礼选择；价格相较礼篮更亲民，体面又实用；保存期长，适合大量生产；制作工序不算复杂，成本低，却拥有不错的利润空间。对商家而言，这是一块极具吸引力的市场；对消费者而言，这是方便又不会出错的送礼选项。

只是，当年饼从“亲手的温度”变成“标准化商品”，我们或许也该思考—我们怀念的，到底是那块饼干的味道，还是围在厨房里的那份年味？

因为真正的年味，从来不在包装，它在厨房的灯光里，在围桌而坐的笑声里，在一块饼干之间流动的温柔里。那才是，我们想留住的味道。

马到成功，福气奔腾！

 

新年广告为何“感动欠奉”？

每年农历新年期间，马来西亚的大品牌都会推出应景的广告短片，期望借由温情、团聚、文化认同等元素与消费者产生共鸣。然而，当我们回顾过去几年的新年广告作品，会发现一个明显的现象，相比从前那些让人热泪盈眶甚至反复观看的影片，很多最新的广告反而显得“没那么走心”。

这到底是创意审美的退步？还是时代本身发生了改变？以下，我们从几个关键因素进行深入分析。

一、缺少像Yasmin Ahmad式的叙事力量
在马来西亚广告史上，说到真正打动人心的作品，不少人会提起已故导演 Yasmin Ahmad。她用最简朴的生活细节、最真实的情感冲突与最柔软的叙事，讲述新年里跨阶层、跨族群、跨代间的和解与关怀。那样的短片不是卖产品，而是在说“我们是谁”。

如今许多品牌的短片，却更多围绕“主题设定”与“表象情绪”展开：好像按照固定模板寻找情感点，但缺乏真实故事的厚度与人物情绪的铺垫。结果是短片看起来“有画面”，但没留下触动。

二、创意困境：公式化胜过故事化
近年来，不少新年广告更像是节日包装的延伸， 画面美但故事薄，氛围浓但情绪浅，可是 情节却难以让人真正感受到温馨。

这种创意困境源于两个方向的迷失：
• 忽视了叙事的逻辑与人物真实感
• 少了对细节、语言、氛围节拍的耐心雕琢

相比之下，优秀的故事往往在细微处打动你，一句不合时宜的问候、一句长期未说出口的抱歉、一顿迟到的团圆饭。而这些真实的、复杂的生活细节，在快节奏的广告制作流程中被简化甚至忽略了。

三、观看习惯的变化：短片难敌“爆款循环音乐”
再好的故事也需要被看到、被沉浸式体验。如今观众的注意力被大量内容割裂观众更喜欢低门槛、娱乐感强的内容，所以TikTok/Reels、短视频feed更加欢迎，同时信息爆炸导致观看耐性降低。

因此即使一个新年广告短片达到两三百万观看次数，但其中真正完整观看、情感投入的观众比例并不高。相比之下，新年主题歌曲凭借旋律、节奏、可循环记忆的优势，更容易“洗脑式传播”，尤其受到年轻群体欢迎。

短小精悍的音乐片段，更适合社交媒体快速传播与重复回放，“听了又听、哼了又哼”的属性让它成为比长短片更有穿透力的节日记忆点。

四、时代变了：节日精神的再定义
过去，新年广告是“家与情感”的集体叙事；如今，许多年轻人对“节日”本身的定义也有所变化。他们更关注的是生活方式与个人价值，独立而非单一的文化记忆和传统仪式

这种心态转变意味着大众对内容的情感敏感度也不再一致。感动不再“标准化”，而是需要更细腻且多元的叙事才能触及不同群体的情绪。

五、品牌策略的转向：从情绪驱动到数据驱动？
在数字化时代，品牌广告制作越来越受到数据思维影响，一切用数据分析热点和用算法预测喜好，导致广告结构更趋“模块化”。

这种以“受众画像”驱动的内容优化策略，在提高点击率和传播效率方面确实有效，却可能抹去了故事质感与人性张力。尤其当经验、观察、直觉被数据优先取代时，创意团队容易失去“直击心灵”的勇气。

在这个“内容爆炸、注意力稀缺”的时代，也许是时候回头问一句： 我们是在制作一支广告？还是在传递一个值得被记住的故事？